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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解读 | 关于中小股东回购请求权行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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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新《公司法》解读”第五篇《关于中小股东回购请求权行权要点》。

中小股东是指相对于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控制股东而言的,对公司不具有控制地位的股东,并不能简单以持股比例多少判定。从本次新公司法修订来看,我国越来越重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在奉行资本多数决的大环境下,新公司法赋予中小股东回购请求权的范围进一步放宽,不仅在有限责任公司层面新增控股股东滥用权利情形下的回购请求权,亦在非公众的股份公司层面新增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拓宽中小股东退出公司路径。

五大行权要点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现行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已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在此基础上,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分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及非公众股份公司股东在特定情形下享有要求公司回购请求权,具体如下(标红字体为本次新增):

法律已明确赋予中小股东特定情形下的回购请求权,但中小股东在实务中如何行使权利?如何确定回购价格?是否可在除法律规定的情形之外另行设置回购情形?除公司回购以外,是否可以要求其他股东履行回购义务?在无需作出股东会决议的情形下,回购权提起时间如何确定?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都是中小股东行权路上需要披荆斩棘的事项。

为进一步厘清大多数中小股东的行权疑惑,本文旨在分析中小股东行使回购请求权时行权要点,从诉讼、非诉实务角度出发,协助中小股东在进入公司的同时建立权利保护机制。

行权要点一: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明确回购价款的计算原则

实务中,股权回购条款常见于“明股实债”协议,对于“明股实债”而言,一般以退出股东向项目公司投资本金与固定资金利息的总和作为退出金额,重点体现“债”的性质。

而在非债权性质的股权合作中,尤其国有企业,禁止以“明股实债”方式对外投资,若仅在诉讼时才依赖法院判断“合理的价格”标准,可能面临与“增值保值”目标背道而驰的结果。因此,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明确回购价款的计算原则十分必要。

通常意义上,可选择以请求权行权日,即请求回购日作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以评估价值作为回购依据,该原则与单某清、王某庆等诉绍兴东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案号:(2021)浙06民终210号)中法院论证思路相一致。

需提醒注意:若请求回购时目标公司已发生亏损,可能出现回购价格低于预期价格,可在协议中另行赋予其他股东差额补足义务,对公司履行回购义务但未弥补退出股东亏损的部分进行差额补足。

此外,对于控股股东滥用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利益,新公司法不仅赋予中小股东回购请求权,还在第二十一条中明确赔偿请求权。必要时可同时提起对回购义务人的回购请求权之诉及对侵权股东的损害赔偿之诉,全面维护自身权益。

行权要点二:在签订合作协议时,根据实际情形另行明确回购触发的条件

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明确,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股东有权行使回购请求权,但未明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地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时,其他股东是否可要求公司回购。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角度,原则上可另行在协议中明确若公司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视为回购触发条件。

此外,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在对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地位,设置法人人格横向否认制度,明确“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进一步扩大承担责任主体范围,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综上分析,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触发回购的情形。但需提醒注意: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定本身已突破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设置回购情形的原则及出发点在于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不能侵犯公司权益,换言之,若股东利用回购条款抽逃出资、不当减资的,因违反资本维持义务,可能面临另行承担责任的风险。

行权要点三:必要时扩大回购义务方范围或要求控股股东提供增信措施

无论是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关于股东请求回购的权利还是新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公司在特定情形下自行决定回购股东股份的情形,公司作为回购方,应在回购股权后限期转让或注销。那么除公司外,是否还可以扩大回购义务人的范围或要求控股股东就公司回购提供担保责任呢?

答案是:可以,甚至可以其他股东的回购或担保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灭失(参考类案:陕西白水杜康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与邓陵帆股权转让纠纷(案号:(2018)陕民终686号))。但在实务中,此类条款的谈判难度略大,作为“资方”股东,可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投资的必要性及对应的风险。

行权要点四:清晰认识控股股东是否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

禁止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属较为原则、抽象的法律规定,实际在适用过程中,是否构成滥用行为认定难度大。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九条之规定,《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滥用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有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九民纪要第十条至第十二条又进一步将上述表现具体化。

但如前所述,回购请求权制度的设定本身已突破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故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明确为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触发回购请求权。换言之,虽控股股东在日常决策中存在“一言堂”的现象,但决策机制、决策事项符合法律规定,未对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此种情形下,中小股东行使回购请求权事实基础较为薄弱,存在不被支持的可能性。例如在(2019)最高法民终991号一案中,康城公司持有目标公司90%股权,决策解除目标公司与其持有其他公司的委托合同,导致公司利润下降,小股东以损害公司利益纠纷诉至法院。一审认定康城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判令康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康城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康成公司作为各共同采购店的参股或控股股东,虽能够对各门店选择共同采购和配送商这一交易对象的商业决策产生影响,但此仅系康成公司作为各门店的股东行使重大决策权的体现”,最终撤销一审判决。

因此,在认定是否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时,需结合是否严重损害股东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是否对公司人合性造成严重破坏作为考量的因素,防止不当打破资本维持原则,损害外部债权人合法权益。

行权要点五:明确行权期限,避免失权

对于股东回购请求权到底属于形成权还是请求权,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从笔者检索的案例来看,若在相关协议中明确约定回购义务履行期限,则法院认定为回购请求权适用于诉讼时效规定,自约定的义务履行期届满起算。需提醒注意:因履行期限的届满日是起算、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不可或缺的时间基点,当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如当事人仍不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则认定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从该时间点起算诉讼时效。

相反,若相关协议中未明确约定回购义务履行期限,法院存在如下认定:

1. 自权利人首次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参考类案:爵美名盟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等与深圳市红土信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号:(2020)京民终549号案));

2. 自回购条件成就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参考类案:浙江星莱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莱恩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9)浙民再212号案));

3. 自回购条件触发后合理期间计算除斥期间(参考类案:杨俊波与北京国信恒望热力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号:(2022)京0109民初1495号))。

综上分析,建议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回购义务履行的期限,并在权利期限范围内行权。需提醒注意:新公司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行权期限为“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根据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公司与其持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合并,被合并的公司不需经股东会决议,但应当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或者股份。公司合并支付的价款不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十的,亦可以不经股东会决议,但前述两事项均应经董事会决议。故在此种情形发生时,若其他股东存在异议,且合同未约定该种情形下的回购期限,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积极行权,避免出现法院以未在合理期限内行权导致除斥期间已过的认定。

结语

新公司法拓宽中小股东权利救济的途径,为当事人及人民法院处理公司僵局提供更多解决机制。于中小股东而言,需在进入公司时就具备权利敏感性,尽可能在协议中就回购权的触发条件、行使期限、回购价格确定的原则予以明确。但基于公司人合、资合的特点,新公司法保护外部债权人的顺位始终高于保护中小股东顺位,故在回购权设置层面,仍需避免出现被认定为抽逃出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