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关注 | 封口导致封城？执法部门应如何处理涉“谣言”的违法案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后，网络上对武汉市相关政府部门的质疑与批评就未停止，武汉8人因散布发现新SARS病毒被传唤处理的事件，更是被广为诟病。有观点认为，如果8人的呼声当时能够引起重视，武汉也最终不会发展到“封城”的地步。

此种看法虽不见得对，但也能说明在“谣言”变“预言”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处理涉“谣言”类的违法案件不当的，可能在舆论中陷入被动。笔者尝试站在法律角度对本次事件加以分析，希望能为执法部门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有益借鉴。

事件回顾

2019/12/31 

武汉卫健委发布：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2020/1/1 

武汉公安在“平安武汉”的微博上发布一则“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通报，称对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8名违法人员传唤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2020/1/9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1/15

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武汉肺炎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

2020/1/20

钟南山肯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

2020/1/23

武汉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武汉封城。

2020/1/27 

北京青年报报道，称8人中的一人为武汉某医院医生，其未被行政处罚，仅是被“训诫”。

2020/1/28 

最高法发文表示武汉8人散布的“虚假信息”并非完全捏造，应予宽容。

2020/1/29

平安武汉发布“情况通报”称，该8人（发布不实信息）的情节特别轻微，公安机关仅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未进行任何处罚。

2020/1/30 

中科院院士曾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武汉8人的发声可敬，为“事前诸葛亮”。同日，有消息称该8人的身份均为医生。

通过对上述事件梳理，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问题：

在相关消息具有一定真实性的情况下，8人的行为还能否被认定为违法？针对类似案件，政府部门应当如何正确处理？

”谣言“如何认定

根据武汉警方1月29日的通报，公安机关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对8名人员进行了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相关内容，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故意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认定，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该行为在客观上主要表现为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社会秩序。散布谣言，是指捏造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并向他人进行传播的行为，如制造将要发生地震、战争的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是指编造火灾、水灾、地震、传染病爆发、火警、治安警情等虚假险情，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行为。

2. 行为人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过失实施上述行为的，不构成本行为。行为人的动机具有多样性，有的是为了故意制造社会混乱，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的是出于报复，给某些单位施加压力，有的是出于精神空虚，为了寻刺激、看热闹等。

3. 该行为的违法后果是引起群众恐慌，干扰了国家机关等单位的正常工作，扰乱社会秩序。

是否违法？

根据本案目前已披露的事实，结合上述几个要件，分析如下：

客观层面，8人传播的信息虽不准确，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尤其是真如网上所言，8人均为医生的，其获知此类消息的来源可能比一般大众要更为便捷和准确，即便并不准确，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主观层面，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其中1人在发布“我们医院确诊7例SARS后”，觉得不放心，还在微信群中专门补充强调：“具体还在观察，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种”。事后，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称只是想给同学们一个提醒，让大家注意防范。在造成的后果上，当时的微信截图被广泛转发，确实在社会上造成一些紧张情绪，但正如最高法文章所言，此种紧张情绪可能会让公众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减少疫情扩大，可以说未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从1月29日通报来看，公安机关是因该8人情节特别轻微，所以只进行了教育、批评，未予行政处罚。未正面回应8人是否违法，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十九条规定，认定情节特别轻微的前提是当事人的行为已经违法，只不过未造成严重后果，所以不予处罚。结合1月1日的通报明确称“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可以看出武汉警方仍认定8人的行为违法。

当然，武汉公安的第二份“情况通报”可能是为了回应最高法“应予宽容”的观点。但是，对8人的言论是否违法不做正面评价，直接以“情节特别轻微”未处罚来表示公安机关就是宽容执法，间接造成“默认”8人违法的结果，笔者认为此种做法有待商榷。

几点建议

一、以热点案件的引发的讨论为契机，厘清此类案件的认定边界

本案能引发舆情持续发酵，不仅是公众对“事前诸葛亮”们应获宽容的情感诉求，更是因为对谣言的违法边界没有明确界限而引发的恐慌。

疫情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因谣言进行行政处罚、采取刑事措施的非常多，本案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不能以此种避重就轻的方式来处理。

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对违法与否做出正面回应，破除小题大做所引发的“寒蝉效应”，厘清违法与合法的边界，形成良好的疫情期间舆情互动机制，保护正常的舆论环境。否则，以后类似事件仍会发生，最终影响社会对谣言的纠错能力。

二、发布处理造谣者的通报应当保持审慎

1. 重大公共事件初期往往扑朔迷离，各方均对事件的严重性、发展趋势存在认识局限，往往出现“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情况，导致此种通报反而变成政府乱作为的证据，最终使得政府公信力受损，官方发布的信息的权威性降低。 如最高院文章所述，解决谣言问题，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

无论是向社会公开在重大事件处理进展，还是处理重大事件类似的违法案件时，均应当做到及时、准确的发布相关消息，回应社会关切，方能化解旧谣言，避免产生新谣言。 

2. 执法过程中认真做好调查核实工作，不能简单以社会传播消息与官方发布消息不符，就认定其他传播的消息为“谣言”，应尽量避免以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造谣者的方式来反证舆情不实。

3. 如在进行完调查核实工作，且综合认定行为人具有恶意且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或是相关事件发展情势极为迫切，必须要进行此类通报的，应当避免将相关的情况通报措辞模糊化，援引法条泛化。例如武汉警方1月1日的通报中，仅使用“传唤”、“依法处理”等字样，直到1月29日的通报发布后，公众才知道该8人只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调查，而在此之前很多公众都误认为8人是被警方刑事传唤，某些自媒体甚至已经开始讨论该8人是否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领域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对于执法机关来讲，面临的相应执法的难题也会越来越多，应当坚持以重大公共事件为契机，运用法治思维，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法能力和舆情应对能力，为我国法治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