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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 创始人权力的制度约束:英伟达、特斯拉案例比较及对国内公司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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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6-11-16
同一个问题,两种答案
2026年11月,两家美国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先后占据头条,结局相反。
英伟达:11月8日,黄仁勋在致员工信中承认对妻子不忠,媒体随后报道其与公司医疗保健业务高管的婚外情;董事会同日宣布由独立董事牵头,聘请Wachtell律所和前联邦检察官启动独立调查;11月9日,股东提起证券集体诉讼;11月12日,董事会批准黄仁勋辞去总裁、CEO及董事职务,即刻生效。
从表态“保持信心”到批准辞职,只隔四天。掌舵33年的创始人被自己的董事会请下了台。
特斯拉:另一场拉锯还在继续。马斯克持股约19.9%;2024年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撤销其560亿美元薪酬方案,认定董事会决策缺乏独立性;2025年12月州最高法院恢复了方案,但保留了对董事会违反信义义务的认定。马斯克的回应是推动公司迁册得克萨斯州——在那里,他可以就涉及自身利益的议案投票。2025年11月,近万亿美元的新薪酬方案又获通过。董事会试图约束他,输了一次,然后被改变了规则。
为什么英伟达动得了黄仁勋,特斯拉动不了马斯克?差别不在董事会的勇气,而在治理结构给出的授权。
英伟达:董事会手里的三把钥匙
股权。 黄仁勋持股约3.58%,低于贝莱德和先锋领航;单一类别普通股、每股一票,没有AB股。11名董事中10名是独立董事,他是唯一的非独立董事。股东会上他没有否决权,董事会里只有一票。
程序。 《公司细则》第32条:任何高管无论有无理由,均可经在任董事过半数投票免职。罢免CEO不需要证明过错,不需要股东会决议,多数决即可。
触发事由。 私德本身不是罢免理由,但这次事件把三件事连在一起:亲密关系对象是本公司高管,触发《行为规范手册》中“个人关系即利益冲突”的条款;集体诉讼主张该关系属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国会要求保存其与政府高官往来记录,监管风险累积。个人行为转化为公司合规风险,董事会处置他有了正当性。
三把钥匙凑齐,罢免只是执行问题。
特斯拉:三把钥匙全部失灵
股权钥匙不存在。 马斯克行权后持股约19.9%,迁册得州后还能就涉自身利益的议案投票。特拉华法院撤销他的薪酬,他就把公司搬到不让他被撤销的地方。
董事会钥匙被锈死。 2024年Tornetta案中,衡平法院认定批准薪酬的董事与马斯克有长期私交,有的甚至在两家共同度假期间受邀进入董事会;州最高法院恢复薪酬方案时,违反信义义务的认定并未推翻。薪酬委员会主席Ehrenpreis 2026年2月加入SpaceX董事会——监督者同时坐在被监督者另一家公司的董事会里。
司法救济被对冲。 特斯拉的纠偏只能靠股东诉讼,而诉讼认定了违法,却因迁册和规则改写没能保住撤销后果。制度每次纠偏,都被下一轮规则调整对冲。
一句话概括分界线:黄仁勋的权力建立在声望上,声望崩塌,权力失去支点;马斯克的权力建立在股权和程序控制上,丑闻伤不到支点。
国内公司:不同的问题,相同的命题
国内公司面临的具体制度环境不同,但"创始人权力如何被约束"是同一个命题,而且有自己的版本。
1. 控制权的取得路径不同。 A股没有普遍的AB股,实控人通常靠一致行动协议、有限合伙持股平台、金字塔式股权链条取得控制。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控制权一旦固化,董事会对创始人同样“动不了”。
2. 监督机构长期偏弱。 2024年7月施行的新《公司法》允许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意在集中监督职能;同时首次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负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指示董事、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要与之一并担责。这相当于把“实质董事”写进了法律。但规则的实效取决于执行——过去监事会形同虚设的教训说明,写在纸上的监督权不等于运转中的监督权。
3.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缺乏支撑。 康美药业案(2021年)判决多名独立董事对虚假陈述承担连带赔偿,引发独董辞职潮,暴露的正是同一问题:独董拿董事津贴、信息来源依赖管理层、没有独立调查手段,监督自然乏力。这与特斯拉的独立委员会是同一种病。
4. 国内也有过控制权对决的先例。 2010年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大股东与董事会围绕增发授权正面冲突,最终以股东大会投票收场——说明在股权集中的公司,董事会想动大股东支持的创始人,程序出口只能回到股东会。2015年前后的万科股权之争则提示了另一面:股权过度分散、缺乏防御安排的公司,会反过来被资本“用脚敲门”。约束与失控是双向的风险。
对国内公司的建议
结合国内制度环境,从两组案例可以提炼出以下几条。
第一,用好新《公司法》的“实质董事”条款。 创始人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应主动按董事标准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并留痕;反之,公司应把实控人影响重大决策的路径纳入内控审计范围。这一条款是双刃剑,是约束也是合规工具。
第二,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要配实权。 不是换个牌子,而是给独立预算、独立聘请中介机构的权限、直接向股东会报告的通道。监督机构没有资源,就没有独立性。
第三,独立董事要“有权可用”。 知情权、调查权、否决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权应写入章程并配套履职保障;同时以董事责任险对冲康美案后加重的个人责任风险——没有保障的追责只会加速独董“花瓶化”。
第四,特殊表决权安排配套日落条款。 采用AB股或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司,应预设控制权失效时的退出机制(创始人离职、转让、司法冻结等情形下表决权恢复一股一票),避免控制权与责任能力长期脱钩。
第五,继任与关键人风险纳入内控。 与美国同行一样,检验标准很直接:创始人明天不能履职,公司能否在没有战略真空的情况下运转一个月。民企“夫妻店”“父子兵”模式下,亲属任职的薪酬、考核、晋升应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决定,而非创始人本人。
结语
英伟达与特斯拉的故事,在国内同样可能发生,只是换了制度外衣。约束创始人从来不是靠某一次董事会的勇气,而是股权结构、程序规则、监督资源和触发机制四样东西,更需要平时都在、关键时刻都转得动。
新《公司法》已经把工具箱递了过来——实质董事义务、审计委员会、独董履职保障——剩下的部分,要看公司愿不愿意在危机发生之前把钥匙配齐。
关键词:
创始人权力与公司治理,英伟达特斯拉案例比较,新公司法实质董事条款,独立董事与审计委员会,控制权约束与AB股日落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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