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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审判九步法 | 第八步:事实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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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要件审判九步法|第七步:要件事实证明》,我们从要件事实与证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定,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要点与技巧和民事诉讼中的质证要点与技巧四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本文将对要件审判九步法的第八步——事实认定,从证据的证明力初探、证明力规范的法律规制、证明力判断标准的实务应用、民事诉讼三大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证明力对举证的要求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

举证质证完成后,法官会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规定,审查认定各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据此认定相关案件事实。

在事实认定过程中,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证据的证明力是否等同于证据能力的问题;二是如何判断不同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问题;三是对于不同待证事实需要运用证据证明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证明标准的问题。

故本文从此出发,重点讨论证据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的区分,证据证明力判断的法律规定及司法实务适用,民事诉讼中三大证明标准及实践运用,并在此基础上,从证据证明力角度出发,给出新手律师举证的实务建议。

一、与待证事实的距离远近:证据的证明力初探

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证据的可采性,是指一定的材料能够进入法庭成为诉讼意义上的证据,进而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律上的资格。

证明力,是指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据因自身属性的差异,能够对待证事实起到证明作用的大小。

证据材料具备证据能力是认定其证明力大小的基础。证据材料必须经过“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检验,确认具备证据资格之后,才有讨论其证明力大小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在证据“关联性”的判断上,也会考虑到证据材料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但相比于证明力,证据“关联性”考量的是证明作用的有无,而证明力则关注证明价值的大小。

证据能力则属于证据的法律属性范畴,因此对于证据能力的判断,通常由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直接作出明确规定,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而证明力则涉及证据的自然属性,主要取决于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关联,与个案具体情况密不可分,因此法律、司法解释只进行原则性规制,具体交由法官在个案中充分进行自由心证后进行判断。

二、证明力判断的法律规制:证明力规范的制度变化

* 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2001年12月21日发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01))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自此形成了公文书证优于其他书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优于传来、间接证据等证据证明力判断的司法规则。

* 2019年12月25日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上述规定施行后,诚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官判断证据证明力提供了直接的指引,但也引发部分法官不顾个案具体情况,僵化适用上述判断规则,造成判决实质性不公现象时有发生,故饱受诟病。

实际上,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结合具体案情,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

因此,在2019年12月25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删除了原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官自由心证原则的回归。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在第八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也做出了相同规定)

该规定被誉为中国的自由心证制度,明确赋予了法官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结合个案具体情况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的权利。同时,《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第八十八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但需要注意的是,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确立的公文书证优于其他书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优于传来、间接证据等判断证据证明力的一般规则,只是失去了强制适用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则的细化:证明力判断标准的实务应用

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仅规定了证据证明力判断的两大原则,即“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和“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而依据法律规定自不待言,但“全面、客观”、“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具体如何适用,在个案中各不相同,以下通过几个案例来窥探一二:

* 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

“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主要体现在证据链的完整性上,针对当事人提供的多份证据,审判人员须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综合评判,判断能否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紧密证据链条,从而在逻辑上完成对待证事实的有效证明。

全方位的判断,通常包含三个要点:一是证据元素,包括证据的形成主体,如证据提供者与案件当事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公文书证还是私文书证;也包括证据的内容,如对话内容是否完整,是否系人为截取等等。二是证据结构,是否为单一证据,多份证据是否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三是证据呈现,包括证据形成过程,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也包括证据的获取过程,获得手段是否合法,有没有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背离社会公序良俗等等。

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在(2022)陕0104民初16223号民事判决中,针对案涉借款的金额及欠款数额认定的争议焦点,认为出借人提供的转账凭证、借款合同、延期还款协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于2016年1月25日结算后确认借款人尚欠出借人1200000元未还。双方分别于2017年11月13日、2022年3月15日签订延期还款协议,确定截至2017年11月13日的欠款本金余额为1200000元,现借款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延期还款协议签订后对案涉借款进行了还款,可以认定案涉借款金额为1200000元。

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中,针对购房者是否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开发商是否应当协助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争议焦点,并未以购房款收据作为判断的唯一凭证,而是从购房款支付途径,房屋交付使用情况,备案情况,合同履行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认为开发商在向购房者等人交付案涉房屋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未就所谓的剩余购房款向购房人等人主张权利,且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从而认定案涉房屋购房款已通过其他途径抵扣并获得了开发商认可的证明力更高,进而认定购房者等人业已实际履行给付房款的合同义务,开发商理应协助其办理不动产权证。

*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二中民终字第01000号民事判决中,针对出卖人与买受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争议焦点,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针对二人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合常理之处,进行了详细论述:本案属于房屋买卖案件,房屋买卖的关键环节包括看房、合同价款、付款情况等基本问题,还包括交易双方的关系、交易时间长短、交易动机等常见的问题。在特定的情形下,这些环节必须符合一定的常理。本案中难以认定购房者系善意,主要有四点原因:首先房屋交易价值较大,出卖人和买受人除了网签合同外未签订任何正式的合同文本,不符合正常的房屋交易惯例。其次,在缺乏合同文本又非以出卖人本人的账户接收购房款的情况下,出卖人没有给买受人出具任何收款凭证,显然不合常理。再次,出卖人称与买受人是在马路边认识的。而买受人又称二人通过骑三轮的人认识的。不论何种说法,双方之间属于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风险较大,如前所述,二人既不签合同也不打收条,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买受人在购得涉案房屋后立即又转让给他人,结合前述情形,难以认定曹燕翔的购房行为出于善意。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终1261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关于借款人支付给第三人的3亿元,第三人主张是代出借人收取借款协议项下的本金,借款人认为其未偿还出借人3亿元借款,但承认其破产后,出借人未申报债权,也未对其提起诉讼。如果出借人出借给借款人的3亿元借款本金未偿还,在长达10年时间中,出借人对巨额借款债权既不申报破产债权,也不起诉主张权利,有违常理。

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要求:民事诉讼三大证明标准

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一般认为存在三种类型的证明标准,从低到高分别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以及优势证据标准,分述如下:

* 优势证据标准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01)第七十三条(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已删除,但在司法实务中仍有适用价值)系对优势证据标准的确认,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优势证据标准适用于双方提供的证据都无法直接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认定一方的证据比另一方的证据更合理、更具有说服力、证明力更大,从而认定该方当事人主张成立。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皖02民再1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买受人提供的结算单系与其存在另一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单方出具,反映的并非本案事实。另,结算单不仅缺少必要的文字说明,而且相关人员签名位置不规范,容易造成误解。原审认定该结算单证明买受人只欠出卖人货款104616元,属于未对证据进行全面、客观审查导致错误认定,仅以买受人提供的结算单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为由,认定为优势证据并予以采信,显属不当。最终该院支持了出卖人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45455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

* 高度盖然性标准

《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通常认为,该规定明确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相比于优势证据标准仅要求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只要优于对方提供的证据即可认定该方主张成立,高度盖然性标准则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需要证明至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法院才能认定待证事实成立。

司法实践中,对于侵害方式多样、侵害过程复杂、侵害结果隐蔽等证明难度较高的环境侵权案件,以及发生于私密场所,缺乏对案件发生过程进行客观记录手段和条件,当事人因种种原因导致证明难度较大的家庭暴力等案件,通常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赣08民终1348号民事判决中,针对被害人事发地点摔倒后头部是否撞到路坎下的水泥墩上的争议焦点,认为虽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害人系摔倒头部触碰涉案水泥墩致伤,但根据其的伤情及法院现场勘验照片显示案发地点除水泥墩外未见其他硬物,结合在案的其他言词证据,确信被害人系摔倒头部触碰案涉水泥墩致伤具有高度可能性从而认定该事实存在。

*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于上述事实的证明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主要因为:一是实体法对于上述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通常采用“足以”、“显示公平”等程度较高的描述性词语,本身就要求更高的证明标准;二是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事实的认定将会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严重法律后果,影响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三是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事实的认定可能导致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如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等),因此必须审慎适用。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京03民终13605号民事判决中,对于出卖人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认定买受人举证达不到法定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具体如下:首先,空气悬架系统并不属于隐蔽配置,买受人对涉案车辆的版本、型号、价格以及空气悬架系统配置等应当具备相当程度的认知,对于涉案车辆是否配置空气悬架系统应属通过现场查验即可发现的情况,出卖人无理由对此隐瞒。其次,涉案车辆随车交付的产品说明书上已经显示空气悬架系统有无的标志,买受人完全可以自行查阅,不能证明出卖人故意隐瞒的事实。再者,本案中空气悬架系统占购车款的15%以上,买受人理应在购车过程中明确告知出卖人涉案车辆需要具备该项配置并在双方达成合意后购买,但案涉证据无法认定买受人曾告知过出卖人涉案车辆必须配备空气悬架系统以及提车时向出卖人进行确认的事实,难以认定出卖人具有欺诈的故意。最后,买受人提车一个多月后曾向出卖人询问车辆其他问题,但并未提及未配备空气悬架系统,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对买受人提出的要求出卖人退还购车款、车辆购置税及支付赔偿金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五、新手律师如何有效举证:证据证明力对举证的要求

因不同类型的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且个案中法官对于证据证明力判断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故结合司法实践,从证据证明力角度出发,新手律师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实现有效举证:

第一步,确定案件的待证事实,也就是请求权或者抗辩权基础法律规范对应的要件事实。对于构成要件事实的拆解分析,已在《第四步:基础规范构成要件分析》一文中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第二步,明确案件的证明标准,对属于法律规定必须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纠纷,必须尽可能多方收集证据,增强证据的证明力。

第三步,思考案件的证据类型,即可能存在哪些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一是通过了解案件事实发展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交易流程,可以初步判断可能留存的证据痕迹;二是可以借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电子数据等八种证据种类,判断证据存在的具体样态;三是可以对相同案由的纠纷作大数据检索,参考案件中当事人的举证以及法院的认证,也能对举证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第四步,确定案件的证据来源。一是明确证据是否能直接由当事人提供,或者律师直接获取,比如在诉讼时效届满前主动向对方发送律师函要求履行义务,通过电话录音方式获取对己方有利的事实等等。二是对于律师无法调取的证据,如果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等情形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请求法院调查取证。三是对于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书证,可以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

第五步,确定案件的举证方法。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规定了“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和“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两大证据证明力判断的规则,故在个案举证时,应当特别注意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结合,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相结合,多种证据类型多管齐下,以最大程度地帮助法官查明案件事实。

例如,在买卖合同纠纷中,遵循合同签订、合同履行以及争议沟通的逻辑过程,如出卖人欲起诉买受人支付剩余货款,一般需要提交买卖合同,经买受人签字/盖章确认的收货单,依据合同约定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或者收据,买受人已付款的转账凭证,双方对欠付货款的对账单,出卖人向买受人催要货款的书面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下篇文章,我们将对要件审判九步法的第九步——要件归入并作出裁判进行详细阐述,敬请关注!